五个词里的加缪

时间: 2024-08-10 05:05:38 |   作者: 华体会合营

　　鼠疫蓄足全力扑向奥兰孤城时，人们为找回失去的幸福挣扎着，抵御威胁着自己的瘟神的奴役，200多页的小说行进到三分之一时，加缪的哲学像一支交响乐的主声部，开始通过叙述人呈现，这种显然已经揉合了个人生存经验的哲学，用一句话陈述，即存在就是反抗。加缪在1957年的受奖演说中把反抗视作作家这一职业的责任：不能迁就谎言和奴役，要为真理和自由服务。

　　做出这样的承诺是艰难的，因为人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使他很难履行这样的承诺，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

　　朗贝尔一直在作着个人化的斗争和反抗，这种斗争和反抗是为了个体的幸福。朗贝尔是一个记者，因为一次偶然他被困在了奥兰，被迫和恋人分离。他一直有一种错觉，或者说心存幻想，以为在鼠疫面前自己仍是自由的，能自行做出抉择，事实上他忽略了，当灾难的阴影笼罩住了一切，已不存在个人的命运，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为了不让鼠疫的魔爪捉住，朗贝尔想尽了种种办法出城，当事实上通过合法手段出城已无望时他就另找出路，他甚至找到了一个秘密偷渡的地下组织。但一心想着要出城的朗贝尔在这里好像走入了一个迷宫，他像卡夫卡小说中的灰色人物一样永远接近不了目标。在和里厄医生的一次谈话中，他坦白说自己不是个怕冒生命危险的人，“我没有和你们一起工作，是有我的理由”。朗贝尔在这里说的理由就是爱情，就是他的幸福。他把里厄他们的行动称作“为理想而死”的英雄主义行径，而他感兴趣的只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

　　他和医生有过一次关于人是不是一种概念的争论，他面红耳赤地反驳医生—“人是一种概念，不过，一旦脱离了爱情，人就成为一种为时很短的概念，而现在正好咱们不可以再爱了，那么医生，让我们安心地忍耐吧，让我们等着能爱的时刻的到来，如果真的没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时候，不必去装什么英雄。”

　　这是朗贝尔的信仰。这也是朗贝尔式的反抗，它是内在的，个体化的，由一己推及万有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里厄式的反抗，实事求是，“同鼠疫作斗争的惟一办法是实事求是”。

　　当朗贝尔问及这个词的意思时，医生说：“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里厄相信(他是小说的叙述者，在某一些程度上他传达了加缪自己的声音），梦幻随人而异，而共处的现实则是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东西，这个共处的现实就是灾难和罪恶的降临。在他的身上，加缪呈现了人类通过反抗实现自我拯救的可能。《局外人》里反抗的声音是通过少年默尔索之口发出的。由于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加缪个人的心愿在这里愈加显露无遗。表面上默尔索是一个以无动于衷的眼光打量世界包括自己的人，事实上他只是坚持了一个常识：这就是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而这种常识在奴性的人群中是一直被遮蔽的，于是默尔索只有以死来成全这个奴性的世界。他用对死亡的漠然—“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想让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的喊叫声”—继续着他的反抗。

　　小说中的人物在命运的岔道口选择，小说家在故事的交叉小径和语词的密林中选择。每一次深思熟虑的选择都导向新的方向，都可能会蕴育出一篇新的小说。

　　因此小说就是选择，选择人物、事件、环境，选择时间和空间的解决方法，选择风格，选择词语，选择故事的行进方向和最终所要说出的东西。进入小说的一个横断面就是弗罗斯特的雪夜林边驻步，看小说家在无限多的可能性中如何只取其一。

　　在小说中人物面临选择时，加缪内心隐性的图像显露了，在《鼠疫》中，他让朗贝尔在追求个人幸福和承担他人不幸之间选择，这也是加缪自己内心信念的一次考验。里厄医生（我们前面说到，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他的声音就是加缪本人的声音）没有阻止朗贝尔用非常手段离开奥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坦白承认，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这是加缪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的立场：追求个人的幸福无可非议。

　　小说写到这里变成了一篇冗长的哲学讨论，朗贝尔的声音、里厄医生的声音和塔鲁的声音交杂在一起，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各自所取的方向。这场两个页码的争论在结束时是多个声部趋向一致，朗贝尔把自己放进了他所置身的人群里（在这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外地人，跟这座城里的人们跟这场突如其来降临的灾难丝毫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他留了下来，分担他人的不幸使他最终放弃了个体的幸福。他走进了他以前一直小心翼翼保持着距离的圣徒和英雄的行列。圣徒朗贝尔此后的工作是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

　　按理说里厄医生这时应该高兴才对，但朗贝尔的诘问却让他深深沉默了—你们自己不也做出了选择？你们不也放弃了幸福？他明白，世界上没有一点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之舍弃自己的所爱的。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舍弃了所爱（是的，当他工作的时候他很少想到在外疗养的妻子）。

　　追求个体的幸福理所当然是道德的，分担他人的不幸更是高尚的行为，问题是后者要以前者的牺牲为条件，那么两者之间择谁而事才是真正的道德？伦理学家加缪把这个题目推到了作为读者的我们面前。在小说和纪事中加缪流露的个人的意愿是努力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鄙薄为艺术而艺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在推开现实的同时装作不了解这一个世界还有罪恶，而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就首先要有勇气承认人之不幸并勇于承担，他拒绝了公众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理论，他不同于19世纪文学养育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地方就在于他加进了自己的选择原则。

　　他选择了大海、雨、需要、欲望、与死亡的斗争，因为那是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的东西。他可以让默尔索轻易地撒谎，可以让朗贝尔最终离开这座城，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通过默尔索、里厄和朗贝尔的选择传达出了他自己的选择。

　　加缪对葬礼有着持续的兴趣，至少是文学上的兴趣。这种兴趣在《局外人》、《堕落》、《蒂巴萨的婚礼》和其他一些叙事性作品中都能见到。“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就这几个字，定下了《局外人》漫不经心的叙事调子。“《局外人》已完成。”1940年月，加缪在《记事》中同样漫不经心地写道。

　　那年他26岁，住在巴黎这个冷漠而又灰蒙蒙的城市里，在一家晚报负责第4版的拼排。从他住的蒙玛特高地拉维尼亚街16号布瓦利耶旅馆，他可以感觉到巴黎的心脏跳动，闻到这座城市可鄙的轻佻气息。他不喜欢巴黎，巴黎也还没有喜欢上他。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他于喧闹中突然醒来，内心空无所依，世界仅仅是一片陌生的景物而已，他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那些人的动作和笑容有什么意义？这种飘在空中似的心态无疑是他酝酿这部小说有益的空气。

　　小说的第一句用的是现在时，“今天，妈妈死了”。第二段转而使用将来时，默尔索在想像他如何赶去参加葬礼，就像去了结一桩什么事。到第三段，我们正真看到的是已完成了的过去时，“我乘的是两点钟的公共汽车”。随之，我们看着他走进养老院的小停尸间，第二天一早，他洗了脸，喝了杯牛奶咖啡，“好极了”，他这样说。闻着从山上吹过的风带着的盐味，他甚至想这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宜于散步的天气。

　　终于，送葬的队伍出发了，他不是看这个人衣着滑稽就是那个人态度做作，他一个劲地向我们抱怨辣的太阳、皮革味、马粪味、油漆味怎样弄得他疲惫不堪。他让那些正派的人们也让我们这些在阅读前没有心理上的准备的读者失望了，整个葬礼上他没有流一滴泪，甚至没有假装悲伤或者流泪。葬礼留存在他的印象中只是一些事物的碎片：教堂，村民，墓地上红色的天竺葵，棺材上血红色的土，杂在土中雪白的树根，人群，说话声，村子，在一个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的轰鸣。当车子开进傍晚的阿尔及尔市，他还感到了一丝轻松和喜悦—想到可以上床睡它个十二个钟头时的轻松和喜悦。

　　随后我们将看到，在作品的第二部，在他用一支手枪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以后，他在这一天的“麻木不仁”将成为法庭对他起诉的重要根据。

　　人们谴责默尔索身上这种外在的冷漠，只是他们忽略了显然是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默尔索和他母亲之间那种独特的共处的方式，这种外在的冷漠正是从他母亲那儿得来的，母子间的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是真诚的。而默尔索也拒绝、甚至不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他拒绝撒谎，拒绝掩饰自己的情感，于是这个既成的社会感到了威胁，法庭要求他按照神圣的规矩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忏悔，他回答说，在这方面他感到更多的是厌倦而不是真正的懊悔，正是这种观点他被判死刑。

　　小说从一次葬礼出发，它抵达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死亡。这是小说事理上的逻辑。然而小说内在的、严密的情感逻辑我们只有依据朴素的阅读方法，即不带先入之见，不去寻求语词下的暗流，而是顺应他的写法，紧贴他的主人公的生活和情感方式才可以找到。这种方式加缪在有关卡夫卡的一则文论中已经提到，即从外表接触情节，从形式接触小说。

　　因此默尔索的母亲的死亡和她的葬礼，作为突然闯入的事件，既来源于加缪自身情感的经验，也定下了小说基本的叙事框架，因为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以这个事件为原核伸延出去的。当默尔索的生活发生突变（他杀了人），又是他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促成了他的死。

　　在加缪早期自传性作品《幸福的死亡》中，帕特里斯·梅尔索住在阿尔及尔面朝大海的一幢房屋里，小说最后一章，梅尔索投入大海，大海拥抱着他，“海水温暖得像躯体，沿着他的手臂流去，又紧紧贴在他双腿上，抓不住可又总在那里”。

　　大海出现在加缪笔下的时候总是那样的温情，“散发着香气”，“阳光普洒”，像所有的女友和情人。在1937年写作的《婚礼》中，出现了“水沿着我的身体流动，双腿间波涛在拍打”这样的描写。大海伸出舌头舔着岩壁，“发出吻的声音”。还有这样的比喻：“紧紧抓住女人的身体，也就是获得自天上降临大海的这种奇特乐趣。”

　　在这里我们得知，大海不仅温情，而且还带有的欢愉的成分（在《鼠疫》中，当鼠疫最为肆虐，恶的阴影笼罩整个奥兰城时，海滨浴场被划为禁区，肉体不再有享乐的权利）。加缪在描摹大海的声音、色彩、动态时，就像在刻画一个女性（或者母亲）的形象。

　　作为一个一直在寻求象征的作家，大海出现在加缪这里是一条救赎的道路，是通向希望和阳光的那一条道路。我们不会忘记，在《局外人》里，默尔索和玛丽·卡多纳（她是小说中惟一的一个女性，是表明默尔索对外界态度的重要人物之一）之间的关系始于一个海滨浴场，在《鼠疫》中，也是一次海水浴使里厄医生和达鲁之间心心相印，建立起了纯洁的友谊。这是这部沉闷的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章节之一。

　　一个秋天的晚上，里厄和达鲁在一次长谈后穿过堆满了木桶和散发着鱼腥味的场地向防波堤走去，大海在他们前面不远处的巨大石基下轻声吼鸣，它像丝绒那样厚实，又像兽毛一样光滑，他们一动不动地浮在水上，面对着悬挂着月亮和布满星星的天空深深地呼吸。就在他们面对这幅漫无边际的夜景时，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充满了全身，虽然这种幸福感让他们忘却周围的事物，也不能忘却世上的杀戮，但毕竟让这对朋友暂时地摆脱了这座鼠疫中的城市。

　　当他们重新穿上衣服走上归途时，小说家这样描绘他们—“他们已成为一对同心同德的朋友，这天夜晚给他们留下了亲切的回忆”，接下来的一切，“又将重新开始了”。这是密不透风的叙述中少有的一处空白，笨重而又有力的叙事节奏中加进了小提琴般抒情的乐音。这小小的变奏使小说摆脱了叙事的沉闷，也丰富了小说本身，因为追求幸福与分担苦难之间的两难，一直是困扰加缪式主人公的一个伦理命题，加缪在这场海水浴中让这两难在一对朋友身上和谐起来，就像达鲁说的—“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受害者作斗争，不过，要是他因此就不再爱任何别的东西了，那么他进行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1952年，加缪重返蒂巴萨，这时离开他写作《婚礼》已经15年过去了。他重新找寻那些古罗马时代的废墟，可他发现的却是自身内心的废墟，也许是天公不作美（“五天来，阿尔及尔一直下雨，最后竟连大海也打湿了”），他在散发着雨水和海水的气味的忧郁中走着，面对这被水汽裹住的大海，感到了那阻隔在炽热的废墟和铁丝网之间的“距离和岁月”，世界露出了它的皱纹和创伤，“它一下子老了，我们也一样”。这时他感到在40岁来临时要去重新体验20岁时爱过或享受过的东西几乎可以称为一种疯狂。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不该再次去自己年轻时待过的地方，从前认识的妇女已经发福，成了孩子的妈妈，男人们都不在了，茴香酒太凶，等等，信中还引用了一句卡夫卡的话：好，有时令人忧伤。

　　他一生爱着大海，向往着大海，又在自己的写作中想像着大海。最初，他是在阿尔及尔的海边学会了像爱一个女性一样爱它，后来又多次渴望登船远行，但疾病和随后到来的战乱使他始终没成行，他一生中真正的远行是两次横渡大西洋，一次去北美，一次去南美。《夏天》这部集子的最后一篇《紧靠大海》，据他自称是一篇关于海的论文，从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次旅行给他的部分灵感。他在其中描绘了富有诗意的海滨，漂洋过海的神奇的旅行，但更多的还是想象。

　　海上航行是一种寻求，一种象征性的漂泊，在想象中，他似乎找到了波德莱尔所说的自由人，找到了他喜欢终生的神话作家梅尔维尔《白鲸》中的马德里水手。

　　写作《婚礼》时，加缪25岁，他担任着《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同时开始发表关于地中海文化的一系列演说。这是一个对世上一切明亮的东西感兴趣的年龄。身处蒂巴萨这个罗马时代残留的遗址，海边岩石间扑鼻的花香和沿着滨海大道一路延展的废墟、圆柱和寺庙让年轻的加缪如置幸福之巅，这个“太阳和大海民族”之子在这里抛开了处女作中的忧郁，设法重新找到宁静和爱情之间的和谐，重新找到母性这个主题。《婚礼》欢庆的是同世界万物之间举行的一场婚典，在同世界的亲合中发现的宁静与和谐，这部作品的题目让人感到抒情的味道，使读者在开篇阅读时就同太阳和大海沟通。在大地、海洋和阿尔及尔的太阳中，未来的小说家发现了灵魂的所在，他在这种发现中说出了人同自身必然消亡的命运之间的和谐。他这样说：我咬住了世界这枚金色的果子，感到它甜而浓稠的汁液顺着嘴唇流淌，不，重要的不是我，也不是世界，重要的仅仅是使我们之间产生爱情的那种和谐与寂静。

　　作为这场人与世界万物之间婚典中的一方，阳光—同时作为主题进入作品的还有大海，原野，寂静，土地的芬芳，树木，房屋和空气—在进入加缪笔下的时候充满了自身的激情和灼热，它们沸滚在乱石堆中，挂在人的眼睫毛边，它们像印象派画家捕捉到的光和色彩的颗粒，跳跃，冲撞，颤动，流淌，膨胀，有自己的形状和速度。

　　对于《婚礼》的作者自称的青年时代他生活在“贫困和阳光之间”，普遍的说法是出于他对他的祖籍西班牙的眷顾，在西班牙的斗牛场上阴凉处是富人的地盘，而阳光下的座位才是穷人的席位，贫困与阳光相随，与之相对立的是阴暗处的权势、非正义和造成人们不幸的一切东西。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忘记，当他在阿尔及利亚蒙多维的一个葡萄种植园睁开眼睛，最初扑入他眼睑的就是这世界的一片阳光，阳光和海水，这是他生活的北非最鲜明的地域景观，也是世界对这个出身卑微的作家在人生初年最丰厚的馈赠。

　　因此，当他把第一片阳光剪裁进他的作品时，既是记忆的唤醒，也糅合进了他对苦难和罪恶最初的思考（以后我们会看到，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思考和表达将成为他一生写作的主题），在他的第一本书《反与正》的前言里，他这样说道：为了改变天生的无动于衷的立场，我曾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相信阳光之下一切都是美好的，而在历史中，阳光则告诉我，历史并非一切。

　　在加缪25岁之前完成的散文和其他叙事性作品中，他着力描绘的阳光是美和善的对等物，它象征着生命、幸福，是人人都可享用的财富（尤其对出身寒微的人们而言），它把女友的脸晒成棕色好像一朵花，让人看着喜欢，它也可以适度地炎热，让海滨浴场的人们“一心只去享受太阳晒在身上的舒服劲儿”。然而正如有阳光之处必有阴影，它的灼热也会让小说中的人物在它面前无所适从，在《局外人》中，我们正真看到了葬礼途中那一片让阳光晒得发亮的田野，它让人迷糊，让人疲惫不堪，由于阳光的过分强烈，人走得慢，就会中暑，走得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就会着凉”，真是让人进退两难。

　　到这部小说的第一部临近结束的时候，加缪对海滩上的阳光的描绘让我们真正领会到了他出色的叙事状景能力，不仅如此，他还在特定的时候让气候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足以致命的影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片火爆的阳光，它让大海憋得急速地喘气，它“像一把利剑一样劈过来”，它的刀锋让人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起跳，它像铙钹的喧响扣在人的头顶，让人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着大火”。

　　紧张的叙事的到这里已经是一根弦绷到了极致，它的訇然断裂是从“大海呼出一口沉闷而炽热气息”开始的。枪响了，海滩上的寂静打破了，默尔索一生的平静打破了，于是一切都开始了，首先开始的是苦难—他已经用一支枪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敲了四下。

　　而这一切，在某种含义上来说正是始于默尔索酷爱的阳光，那使他感到无限幸福的阳光。联想到加缪的一部早期作品的名字《幸福的死亡》，默尔索的死正是“幸福的死亡”，对于默尔索来说，死，只是幸福的事故而已。